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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編者按
近期發生了多起聳人聽聞的校園欺凌事件：四川綿陽，一名13歲女生被另外幾名女生輪番扇耳光、用腳踩頭，施暴者邊打邊威脅“不準報警、告家長”；河南鶴壁，一名16歲女生長期遭受校園欺凌，施暴者還與他人視頻通話炫耀，被欺凌女生幾乎精神失常；江西南昌，一女生被多名學生扒掉褲子，并被逼迫喝下不明黃色液體……
校園欺凌，一直在某個成年人看不見的角落隱秘地發生。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校園欺凌以更激烈的圖片或視頻形式暴露在人們面前，新興的網絡欺凌充斥社交平臺或網絡貼吧，這些發生在隱秘角落里的“惡”令人憤慨。
對于校園欺凌，社會并不缺少關注度，相關治理也一直在路上，卻屢治不絕，治理難點何在？如何才能有效制止類似行為再次發生？圍繞這些問題，《法治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漫畫：高岳
一天傍晚，放學回家的路上，初二學生王琳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走在前面的幾個女生斜著眼睛齊刷刷地扭過頭來……和所有校園欺凌事件一樣，就因為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王琳陷入了噩夢般的境地。
她的作業本被涂抹得亂七八糟，文具經常不見，被迫唱粗俗的歌、跳奇怪的舞，還時不時被揍；她被羞辱、被孤立，欺負她的人甚至強迫她去超市里偷東西。她向同學求助，可大家擔心惹火燒身，老師也沒有察覺出她的異常。慢慢地，王琳變得越來越孤僻，最后患上了抑郁癥。
第二學期，王琳轉學了，可關于她的傳聞依然不少：“和幾個男生從廁所里走了出來”“和××去游戲廳玩了一個通宵”……想起彼時遭遇，如今已成年的她仍然會打寒噤。“心靈的傷害可能用一生的時間都無法愈合。”王琳對《法治日報》記者如是說。
和王琳有著相似遭遇的人并不鮮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校園欺凌事件見諸報端，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關于校園欺凌，多位受訪專家稱，其不同于發生在學校里的短暫暴力行為，而是一種“長期的、持續的、隱秘的、難以直接察覺的”精神傷害。
正因為如此，面對欺凌，那些被逼入絕境的孩子往往無法與同學、老師、父母等正常交流；另一方面，一些被欺負的孩子成了新的施暴者。
這些涉事的孩子到底怎么了？該如何減少乃至杜絕此類事件？
校園欺凌頻頻發生
嚴重危害身心健康
13歲的李小丸遭受欺凌，是因為她的外貌。去年初，她從外省轉入廣東省某中學就讀，成了班里幾位女同學的眼中釘。她們逮住機會就嘲笑她“胖”“丑”，還故意將她的物品弄亂或是藏起她的文具。
起初，李小丸安慰自己“沒關系，不在意就是了”。可那些女生變本加厲，日復一日在宿舍捉弄她，還聯合班上的男同學一起羞辱她，說她“長這么丑怎么好意思活著”等，有時甚至會拉扯、推撞她。
因害怕被報復，李小丸不敢將這些事情告訴老師和父母，變得郁郁寡歡，成績直線下降。父母覺察到異常后，反復追問原因，她避而不答。直到有一次被圍毆后，李小丸寫了一張“活著沒有意義，死亡是解脫”的紙條給老師，這才事發。
與李小丸的沉默不同，來自湖南邵陽的吳勇被欺凌后選擇了以暴制暴，甚至成了新的施暴者。
書本被尿，書桌里被塞滿垃圾，自行車輪胎被人故意戳破，被逼著脫了鞋在小便池里踩著尿走……讀高一時被虐3個月后，吳勇選擇了反抗。一次課間，四五個同學將吳勇圍在學校的自行車棚內欺凌，吳勇忍無可忍沖出包圍回到家抄起菜刀返回學校，踢開教室門沖向那幾名欺負他的同學。此后，他成了班里的“二把手”，還參與了數起圍毆事件。
“旁人永遠無法體驗那種孤立無助的沮喪感。班里那些所謂的好學生冷眼旁觀，我只有變兇變強大，才能保護自己。”回憶那段經歷，吳勇至今覺得既痛徹心扉又懊悔不已。
根據2018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欺凌是校園內最常見的暴力形式之一，全世界13至15歲的學生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遭到欺凌，其中近30%的學生不會反抗。
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現，近年來，關于校園欺凌的新聞層出不窮，涉事學生的年紀也越來越小。如今年7月，貴州省遵義市某小學發生一起欺凌事件，網絡視頻顯示，施暴的兩名女生將受害女孩堵在樓梯口和角落處，不斷扇受害者耳光，還擊打她的頭部，嘴里不斷罵著臟話。
“低齡化、隱蔽性是近年來校園欺凌呈現的新特征。”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濤長期關注這一問題，他發現，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因搶錢而打人罵人的現象逐漸減少，關系欺凌、語言欺凌、網絡欺凌日益增加，比如幾個同學聯合起來孤立某一個同學，或者對其辱罵、譏諷，而網絡欺凌因網絡傳播帶來的破壞力更大。
校園欺凌帶來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李靜思告訴記者，那些童年時期曾被欺凌過的孩子，長大后會遇到更大的心理困擾，存在抑郁、焦慮、認知障礙甚至自殺風險。
“欺凌對受害者所造成的壓力‘寫入’潛意識中，啟動心理或生理應激，引發對情緒和環境的敏感性，甚至導致遷延不愈的心身疾病。這些早年出現在生活中的痛苦征兆若是沒有被治療，長大后也可能會成為心理問題的重要來源。此外，一個人一開始遭受到欺凌，若未得到有效遏制，可能會帶來更多來自同伴或成人的傷害，嚴重的欺凌行為很可能會制造一個持續一生的受害循環，對于他人和自我認知的‘變形定位’也可能影響到生活的更多領域。”李靜思說。
而實施嚴重欺凌的學生，如果沒有得到有效教育和管控，也容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顯示，2017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數分別為4157人、2785人、1667人、583人、581人。
部分學校息事寧人
老師缺乏相關培訓
校園欺凌頻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受訪專家指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長特點外，家庭環境、校園環境、社會環境都是背后的推動因素。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青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藝軍分析，無論是校園欺凌的施暴者還是受害者，他們在遇到問題時都表現得缺乏理性思考。施暴者通過欺凌發泄心中的怨恨，以此消除自身挫折感，或是利用暴力行為證明自己的存在，獲得成就感；而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負后不敢吭聲、反抗，一是害怕欺凌者實行報復，二是不想驚動家長，把事情鬧大，可越這樣越容易被欺負。
“面對校園欺凌，有的學校選擇息事寧人，有的學校缺乏相關規范，對于制止校園欺凌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沒有落到實處。”皮藝軍說。
任海濤在調研中發現，大部分家庭、學校缺乏關于校園欺凌的教育，學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園欺凌，也不知道欺凌發生后去找誰。甚至在某些地方，學校明明已經發現有校園欺凌現象，卻還要掩蓋，因為擔心“一旦認定為校園欺凌，在文明城市建設中會被一票否決”。
“校園是外部社會的縮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環境的直接反映，而學校則多在欺凌行為發生后才介入。另外，一些學校采取的處理方式太傳統，以批評、處分欺凌者為主，沒有試圖去系統了解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關系，以及欺凌行為背后的成因，甚至在某些學校，老師也用打罵的方式教育學生。”任海濤說。
廣東省某中學老師汪希對此深有體會。她注意到，學校對于校園欺凌的重視度不夠，老師們對于此類現象有點避而不談或不太關注，且缺乏相關培訓，老師們不能第一時間發現此類現象，即使發現了，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去調和處理，甚至不能理解欺凌雙方的處境，這也導致一些學生遭受欺凌后不愿意求助于老師。
吳勇回憶說，有一次被欺凌后他曾試圖向老師求助，可老師只甩給他一句話“蒼蠅不叮無縫蛋，一個巴掌拍不響”。吳勇聽后備受打擊，從此再也沒有和老師溝通過。
“有研究發現，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中的大部分來自過于溺愛的家庭或過于嚴厲的家庭以及過于忽視孩子的家庭，這樣的親子關系會使孩子的人際交往能力和自我認知異于常態，如認為自己過于強大、唯我獨尊或認為自己過于軟弱、遇事無力反抗。”李靜思說，校園欺凌雖然發生在孩子之間，卻也是成年人的問題，成年人出于某些原因常會對不利于自己的事情選擇漠視，或者拖著不去解決，這就是數十年來欺凌現象未見收斂的罪魁禍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中，施暴者“報警也沒用”“我們都沒成年”等話語觸目驚心。
中國犯罪學學會常務理事王文生說，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了修正，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施暴者強調自己未成年，明顯存在無知僥幸心理，這更加說明了校園要加強法治宣傳教育。
存界定發現舉證難
學生認知比較模糊
早在2016年4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就曾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對各地各校（含中職學校、民辦學校）進行為期9個月的學生欺凌專項治理。
近年來，對校園欺凌的整治也在不斷加碼。
2017年12月，教育部聯合公安部等11部門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明確了學生欺凌的判定標準、預防、懲戒措施等，建立了培訓、考評、問責處理等長效機制。
2018年4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關于開展中小學生欺凌防治落實年行動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明確學生欺凌防治工作機構、辦公電話和實施方案，細化實施學生欺凌防治各項措施。
2020年10月，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通過，其中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
一直以來，相關部門及社會輿論對校園欺凌現象保持高度關注，可為何校園欺凌仍然屢屢發生？其治理難點何在？
受訪的業內人士和專家分析，認定難、發現難、舉證難是主要原因。
“目前缺乏科學的、權威的分類方式，究竟什么樣的行為能被認定為校園欺凌，其與同學之間的打鬧、青春期的惡作劇有何不同，這些都需要科學認定。”皮藝軍說，首先是手段上的分類，其次是危害性認定，是身體傷害、財產損害還是精神傷害，危害程度如何，需要專業性的評估。
他告訴記者，目前對傷害后果的認定，主要看身體受傷程度，往往無視對未成年人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傷害。比如，欺凌者孤立、嘲諷、歧視被欺凌者，鑒定后可能沒有任何輕微傷，卻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傷害。
汪希也注意到，在實際處理中，除了非常明顯的暴力行為，如果學生不主動報告，老師就只能憑執教經驗進行判斷。她希望出臺更清晰的校園欺凌認定標準，因為欺凌的認定標準不一，會導致懲罰不一，影響整體治理效果。
今年14歲的初二學生張強就讀于江蘇省某中學，他見過不少高年級同學搶奪低年級同學的玩具、食物等現象。他所在班級有一名男生經常強迫同學為其洗襪子、買飯等，“如果不聽他的話，就會挨揍”。
“這些人通常將施暴地點選在宿舍、廁所等隱蔽的場所，還有人負責放哨，他們會在老師到來之前提前結束。有的看見老師來了，還會假惺惺地對被欺凌的同學表示關心。被欺凌對象往往是瘦弱膽小的同學，也不敢聲張，更不敢和老師說，怕被報復。”張強說。
記者注意到，雖然不少學校對防止校園欺凌進行過宣傳，但一些學生仍然沒有特別清晰的概念。
對于有同學強迫他人為其洗襪子、買飯等行為，張強覺得這只能算是“欺負”，“沒有動手，應該就談不上欺凌，老師給我們看的視頻或圖片中的行為要惡劣很多”。
建完整反欺凌制度
依法開展長效治理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對何為校園欺凌作了進一步列舉。
如學生之間，在年齡、身體或者人數等方面占優勢的一方蓄意或者惡意對另一方實施毆打、腳踢、掌摑、抓咬、推撞、拉扯，以辱罵、譏諷、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綽號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嚴，搶奪、強拿硬要或者故意毀壞他人財物，惡意排斥、孤立他人，通過網絡或者其他信息傳播方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散布謠言或者錯誤信息詆毀他人、惡意傳播他人隱私等，都可認定為構成欺凌。
在汪希看來，這一規定可以讓老師與學生增加對“校園欺凌”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學校應該據此細化相關規則，規范處理，讓欺凌沒有模糊地帶。
受訪專家提出，可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委員由學校校長、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社區居民代表、教育和心理等領域的社會專業人士共同組成，負責對校園欺凌的調查、認定、處理。
“學校要建立完整的反欺凌制度，設置專門機構，定期開展反欺凌教育，公布投訴郵箱和電話，配置專業的心理老師，使得校園欺凌在出現微小征兆時就得到有效遏制和處理。同時，在預防欺凌、處置欺凌和跟蹤欺凌治理的過程中，要有完整的預案制度。”任海濤說，建立防范校園欺凌長效機制，從發現到懲罰，都應當納入法治框架中。
皮藝軍則建議，要營造“校園欺凌零容忍”的氛圍，欺凌他人的學生要當著全班同學去反思，讓家長向被欺凌的學生當眾道歉，消除影響。欺凌他人的孩子或許也有被欺凌的經歷，他們的內心很弱小，想用功利方式獲得虛假的友誼。如果家長發現孩子有欺凌別人的行為，首先必須明確表達這是不對的，告訴孩子要理解別人的感受，同時反思自己的教育。
“解決少年出現的問題，這是社會的責任。”皮藝軍呼吁，學校應該制定一個關于預防校園欺凌的校園公約，各學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來做，以規則治校，形成全員參與抵制校園欺凌、不做旁觀者的氛圍。
李靜思認為，校園欺凌中的旁觀者行為能夠通過早期同理心的培養得以改善。所以老師、父母可以通過鼓勵孩子心存正義，在某個情境設身處地培養其同理心，讓其知道如何既能保護自己又能保護他人，比如孩子看到別人被取笑或受到不友善對待時，讓他換位思考“如果是你，你希望朋友們如何幫助你呢”？
汪希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提出，學校可實行老師全天候值班制度，從制度上壓縮校園欺凌的空間。“雖然教育很重要，但有些學生出現問題的成因比較復雜，其背后的家庭因素也要考慮到，此外對于一些學校難處理的嚴重情形，也需要法律明確。”
曾遭受過欺凌也欺凌過別人的吳勇建議，要從學校、社會、家庭多維度去制止校園欺凌。在學校，老師要盡可能地關注每個學生的狀況，單獨問問班里的孩子有誰常被欺負；回到家，家長要關注孩子進入一個年級后的精神狀態，傾聽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委屈；在校外，社會人士遇到欺凌事件要伸出援手，是否可以出臺獎懲措施，加大對施暴者監護人以及承擔監護責任的機構的侵權索賠力度，同時對制止校園欺凌的人進行獎勵？
“欺凌就像一場對學生、家庭、學校、社會的考試，都不及格時才會產生。”吳勇說。
（文中受訪學生均為化名）
作者｜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文麗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