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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聽起來這像是一個編劇虛構的傳奇故事，卻在非洲國家烏干達的盧奇拉女子監獄真實發生了。2002年，23歲的蘇珊·基古拉因涉嫌謀殺丈夫，被判絞刑。此后十幾年，她憑借超乎常人的意志，在獄中自學高中課程并遠程學習法律，最終憑一己之力改變烏干達的判例法，從死刑改判為監禁，拯救了包括自己在內的數百名死刑犯的生命。
通過剝奪人身自由，將犯人與社會相隔離，監禁成為全世界最流行的一種刑罰。它以關押代替濫殺，以勞改代替死刑，用刑期來量化，簡單、明確并且公平，某種程度上是世界文明進步的產物。然而對長期關注人權議題的荷蘭攝影師簡·班寧而言，監禁的正義性始終值得懷疑。他耗時數年，走訪了美國、哥倫比亞、法國、烏干達4個國家的25所監獄。“假如關押的是牛而不是人，動物保護人士很可能會指責他們虐待動物。”班寧用“牛棚”來形容自己親見的部分監獄狀況。
“監獄環境越糟糕，對待囚犯越不人道，囚犯變好的可能性就越小。”面對監獄超額收容的通病和居高不下的監禁人數，班寧認為注重懲罰“不是最好的主意”，而蘇珊等囚犯的獄中遭遇，讓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居高不下的監禁率
在《法律與秩序》的拍攝項目中，攝影師班寧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將人關進監獄，施以嚴刑，是應對犯罪的最佳方法嗎？
他選擇了四大洲的四個國家作為考察對象：法國實行成文法的歷史悠久，烏干達是沿用判例法的前英國殖民地，美國是西方國家中仍然使用死刑的國家代表，哥倫比亞曾被持續半個世紀的內戰撕裂，是兇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作為收容罪犯的暴力機器，監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之惡”、集中展現社會沖突的藏污納垢之所。高墻之內的故事從來不是美好的，并且因為高度封閉，難以為外人知曉。班寧給自己攤派了一個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向美國七個仍在實施死刑的南部州提出申請，均被否決，法國監獄當局則在交涉兩年后才向其開放4所監獄。
經過繁復的流程申請，班寧得到允許，在哥倫比亞幾個中等安全監獄里拍照，但被全副武裝的警衛監聽和干預：“他們領我去看英語課堂或者正在做精美木制品的車間，阻止我拍攝任何對監獄有不良反映的畫面。”據班寧了解，在哥倫比亞監獄，囚犯需支付保護費，以避免被毆打、搶劫或槍擊；如果有錢，他們可以賄賂警衛走私武器。2015年，一名因殺害4名兒童入獄的男子，在獄警幫助下越獄。
相比之下，有著獨裁統治歷史的烏干達的積極配合，讓班寧大感驚訝。烏干達向其開放了10所監獄，警衛亦對其毫不設防。“我不想暗示它們是酒店，但那里囚犯和看守的良好互動一度讓我以為，烏干達的刑罰制度相當人道。”班寧鏡頭下，烏干達監獄的明暖色調，和美國監獄冰冷的鋼鐵、暗灰色的混凝土形成鮮明對比。“我和烏干達最著名的囚犯蘇珊·基古拉成了朋友，她完全證實了我的印象，即烏干達的看守和囚犯之間的關系非常好！”
不過，班寧很快意識到烏干達監獄混亂的另一面。9月17日，烏干達229名囚犯集體越獄，順便奪走了獄警的15支步槍。這是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烏干達遭遇的第三起越獄事件，據當地媒體報道，事件緣起于囚犯們對監獄暴發群聚感染的恐慌情緒。
“被關在充滿老鼠和蟑螂的牢房，即便對貧窮的烏干達人來說，也是一種嚴峻考驗。”班寧說。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2019年全球最貧窮的25個國家”之一，烏干達監獄的擁擠程度也排在世界前列。一家名為“人權倡議組織”的民間團體曾調查烏干達全國各地的監獄，發現247座監獄關押著大約4.5萬人；因為過度擁擠，不少囚犯只能站著睡覺。
人滿為患是幾個國家監獄的通病。法國全國監獄總容量為58670人，截至2017年，實際有7萬名囚犯在獄中，住宿率為120%。美國擁有6000多所監獄，超220萬名囚犯，囚犯數量和囚犯占總人口比例均居世界首位。根據班寧的梳理，美國監禁率為每10萬居民707名囚犯，哥倫比亞約為250人，法國和烏干達約為100人。
高監禁率下，越獄的囚犯們并非“杞人憂天”。一份研究表明，在美國監獄服刑人員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是普通人口的5.5倍。截至7月30日，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已在全美監獄開展36894次新冠檢測，至少10527人確診。
如果單看這些年這幾個國家的犯罪率，世界似乎比以前更安全了。雖然常年盤踞在新聞版面的是謀殺、搶劫等暴力犯罪，不過據班寧了解，入獄罪名中，占據多數的是盜竊、毒品交易等非暴力犯罪。以烏干達為例，由于高失業率和極度貧困，與財產有關的犯罪在當地最為普遍，但自2006年以來，該國犯罪率一直在下降，2013年經濟犯罪下降了10%，與麻醉藥品和搶劫有關的犯罪分別下降了14.7%和15.8%。
矛盾的是，幾個國家被監禁的囚犯卻越來越多。目前全世界約有1035萬名囚犯，根據國際刑法改革組織2018年對全世界監禁狀況的審查，“總體犯罪水平正在下降，然而囚犯人數不斷增加，拘留條件有辱人格。”
工業化的刑罰
囚犯人數的增加，不完全是因為犯罪率上升，它還是過于嚴厲的量刑政策和更加嚴格的釋放標準所導致的結果。
最嚴厲而不可逆轉的刑罰為死刑。在班寧走訪的國家中，死刑存在于美國和烏干達。班寧走訪烏干達盧奇拉監獄時，了解了死刑犯蘇珊·基古拉“逆天改命”的故事。2002年蘇珊被控謀殺親夫，彼時按照烏干達判例法，殺人罪一律判處死刑，然而對蘇珊的死刑卻遲遲未執行。后來蘇珊在獄中搜集了417名死刑犯的簽名和供詞，向最高法院遞交訴狀，認為死刑違憲并要求廢除死刑。該案于2009年開庭，在烏干達國內引起轟動，法院裁定死刑不再強制，死刑判決若未在3年內執行，應自動轉為終身監禁。此后，蘇珊的案件得到重審，她的刑罰也從死刑改為了監禁。
班寧是廢除死刑的堅定支持者，也是濫用監禁的持續批判者。“處理犯罪的方式在許多國家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如何懲罰人民的想法，將決定我們如何降低犯罪率。”班寧提到，不少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政治化，政客急于承諾打擊犯罪、急于讓民眾看到成效，于是乎刑罰被濫用，人們很容易因為極小的過錯而蒙受牢獄之災。
作為一個典型案例，美國民眾因許多不會在其他國家被判處監禁的非暴力犯罪而被監禁，并且刑期更長。根據非營利組織“監獄政策倡議”2018年的一項統計，如果把美國的50個州當做50個獨立的國家，它們會全部進入世界國家監禁率總排名的前60位。
相關資料顯示，美國的高監禁率始于上世紀70年代：民主、共和兩黨競相表現出對犯罪行為的強硬態度，強調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認為監禁是打擊犯罪的最佳方式。此后，一場持續數十年的嚴刑“實驗”，把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改造得懲罰性十足，監禁成了大部分罪犯定罪后的默認結果。大約70%被定罪者被投入監獄，其中，毒品犯罪、搶劫、盜竊、擾亂公共秩序、違禁使用武器、非法移民等是拘禁的主要理由。在此背景下，美國監獄的在押犯數量大幅增加。
班寧認為，犯罪率和量刑政策兩個系統彼此獨立，提高監禁率不但對降低犯罪率無濟于事，而且讓美國監獄系統陷入惡性循環。“在美國，超過50%的囚犯將在獲釋后的三年內重返監獄。”囚犯頻頻“二進宮”，加劇了監獄設施不足的狀況，促成了美國犯人的跨州“流放”現象以及私人興辦監獄規模的不斷擴大。
班寧批評美國的監獄過于“工業化”了：“他們顯然專注于效率，譬如探親時用視頻取代會面，這方便了管理，但卻極不人道。”更有甚者，“一種繞過民主決策程序的新形式的法庭增加了第二次判決”——罪犯的姓名、肖像和犯罪信息被公諸網上。多數美國雇主會對潛在雇員進行犯罪背景調查，這讓囚犯被釋放后的正常生活難以重啟，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累犯率。
減輕懲罰的嚴酷性，讓懲罰變得更加有效，逐漸成為一些國家的共識和現實趨勢。2018年5月2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了特朗普和民主黨合作的《第一步法案》。有評論認為，此法案給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以避免強制執行最低刑罰，并且有助于出獄罪犯重建生活，減少再犯率。特朗普簽署法案時發言道：“法案將鼓勵刑滿釋放人員去找工作，開始新生活，讓美國更安全。”
“重返社會計劃”
班寧試圖避免拍攝刻板的監獄圖像。在他鏡頭下，囚犯鮮艷的衣服被串起晾干，潔白高大的圣母雕像陳放在囚室，在色彩斑斕的活動場所，法國科西嘉黑手黨的頭目正在曬日光浴。
“我對監獄系統的使用存在強烈質疑。我知道在某些情況下，有必要將犯人與社會隔離，但他們中的多數只是運氣不好。”班寧認為相比懲罰，矯正他們，給他們機會“過一種為社會作貢獻的生活”，是一個更好的主意。
從19世紀初起，監獄的功能便包括剝奪自由和對人的改造，矯正是題中應有之義。在荷蘭、挪威等低累犯率國家，監禁的最終目標是使囚犯被釋放后成為更好的公民，從而增加公共安全；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使用罰款、緩刑、社區服務等制裁措施代替監禁。
班寧走訪的4個國家中，對待囚犯較為人道的是法國。法國設有189個懲教設施和103個緩刑和重返社會辦公室(SPIP)，實施“重返社會計劃”、預防累犯是其明確的職能目標。而在具體的實施路徑上，其試圖在監獄創造與普通公民相似的生活條件，并促進囚犯最終重返社區。
牢房配備有冰箱、電視、淋浴設施和廁所，長窗讓更多的陽光進入，每個樓層還設有小廚房，供囚犯做飯，以便“營造一種家庭氛圍”。根據《歐洲監獄規則》，關押女囚犯的監獄還包括配備齊全的托兒所和洗衣設施。與美國限制家屬探視的做法相反，法國認為在監禁期間保持囚犯與家人的聯系至關重要，囚犯在被審前拘留和被定罪前后分別擁有三次和一次探視機會。
此外，法國還設有25個單獨的拘留中心，收容那些被認為有較大潛力重返社會的長期服刑人員。班寧探訪的某個拘留中心里，近600名囚犯中有400多人被雇傭，生產的貨物包括木制品、家具、垃圾箱甚至航空設備。“這一中心給予囚犯的自由度是驚人的，囚犯不需要穿制服，工作時無人監督，白天可以隨時使用公用電話亭。”班寧提到，該拘留中心的囚犯每月收入可達1000歐元，收入的一部分將用于補償實施犯罪的受害者。
獄后的保障同等重要，“重返社會計劃”因而延伸到高墻之外。“累犯者通常因不那么嚴重的非暴力犯罪而入獄，重犯者的行為通常與濫用藥物、精神疾病、缺乏工作技能有關。為此，政府保證盡一切可能確保釋放的囚犯在需要時獲得住房、就業、教育、醫療保健和成癮治療。”幫助囚犯成為更好的公民，避免再次犯罪，監獄人口得以降低。班寧強調，盡管法國、挪威等國家的囚犯待遇常被美國嘲笑，但其較低的累犯率表明“正?；椒?rdquo;行之有效。
曾被囚禁在盧齊拉監獄的蘇珊·基古拉，于2008年申請在監獄建立自己的學校，得到了監獄長約翰遜·比亞巴沙伊亞的支持：“是她啟發我將監獄從懲教機構轉變為矯正機構。”2014年8月，蘇珊獲得倫敦大學法律學文憑，成為烏干達歷史上第一批獲得法學文憑的囚犯。2016年出獄后，她在“非洲監獄項目”工作，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非洲監禁條件的組織。
盧奇拉監獄位于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一座郊區小山上。規整的平房，修剪好的樹籬和草地，監獄看上去十分干凈。班寧說，“如果不是女人們都穿著統一的亮黃色囚服，這里看上去真像一所學校。”
